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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治军特点及其得失看宋朝“武绩未振”

2019-07-12 00:59:32 来源:中和琅岙网

其一,将帅处处受到掣肘,难以发挥主观能动性,也就无法进行积极、灵活的运动战,从而极大地降低了军队的战斗力。如北宋前期官员已指出:“兵势患在不合,将臣患在无权。”“近代动相牵制,不许便宜……勇敢无所奋,知谋无所施,是以动而奔北也。”(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卷30、卷44)

宋朝制度设置上普遍存在的制衡原则,在军事系统中体现得更为明显,可谓达到空前绝后的地步。概括而言,其主要内容有:其一,对最高军事决策权的切割。在宋朝大多数时期,朝廷凡遇军事决策,一般由中书、枢密院大臣分别提出建议,最终由皇帝裁决,所谓“每朝奏事,(枢密院)与中书先后上所言,两不相知,以故多成疑贰。祖宗亦赖此以闻异同,用分宰相之权”(王明清:《挥麈录》后录卷1)。这种军事决策上的制衡原则,意在防止权臣染指军权,这一状态到南宋后期才发生变化。其二,将调兵与统军权分立。枢密院有调兵权,却不掌管军队,如北宋统军权归禁军三衙机构,南宋初统军权归御营司,以后则由大战区的都统制司、制置司、宣抚司等统管,从而构成调兵与统军权之间的制衡。如宋人指出:“天下之兵本于枢密,有发兵之权而无握兵之重;京师之兵总于三帅,有握兵之重而无发兵之权,上下相维,不得专制。”(范祖禹:《范太史集》卷26《论曹诵札子》)其三,使统军权趋于分散。宋初,军队由殿前司、侍卫亲军司两大统帅机构分管,其正副帅职位高权重。随后,宋廷先将以上正副职架空,继而将侍卫司下的马军、步军司分立,与殿前司形成“三衙”鼎立格局,使统军权进一步分散。其四,用监军掣肘将帅。宋朝凡出征作战,主帅之外必设监军,监军官位虽不算高,但却有监督之权。北宋中后期,宦官还参与监军甚至领兵,进一步牵制将帅行动。另外,军中又有走马承受公事一职,多由宦官担任,“以察守将不法为职”(《宋史》卷467《宦者二》)。其五,文武相制。宋太宗朝开始在枢密院中兼用文武,以互相牵制,北宋中叶以后,则进一步以文臣取代武官(陈峰:《从枢密院长贰出身变化看北宋“以文驭武”方针的影响》,《历史研究》2001年第2期)。同时,宋仁宗朝以后,“以文驭武”方针盛行,文臣不仅主导枢密院决策,也掌控各地军事指挥权,如宋人所说:“不以武人为大帅专制一道,必以文臣为经略以总制之。武人为总管,领兵马,号将官,受节制,出入战守,唯所指麾。”(刘挚:《上哲宗论祖宗不任武人为大帅用意深远》,《宋朝诸臣奏议》卷65《百官门》)南宋时期也大致如此,文官大臣往往出任重要战区的统帅,宋高宗朝还规定:“每路文臣为安抚使、马步军都总管,总一路兵政,许便宜行事,武臣副之。”(李心传:《建炎以来系年要录》卷6)此外,在军队部署上,宋朝长期实行“内外相制”规则,即:将大约半数军队驻守于京畿,其余分布于外地,以互相制衡,“使京师之兵足以制诸道,则无外乱;合诸道之兵足以当京师,则无内变”(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卷327)。又常将各地驻军换防,并调换主官,使将帅“不得专其兵”(马端临:《文献通考》卷153《兵考五》)。

其二,军事将领能力弱化,两宋军中可谓庸将多而良将少。典型者如宋太宗朝曹彬、潘美等将帅在北伐中的消极表现,宋真宗朝河北大帅傅潜的“畏懦无方略”(《宋史》卷279《傅潜传》)。宋仁宗朝众多将领更表现得庸碌无为(参见陈峰:《北宋武将素质的整体考察》,《文史哲》2001年第1期),以后的情形也大体类似。而像狄青、岳飞及余玠等名将,不仅凤毛麟角,且大都遭受猜忌、排挤,难以善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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朝鲜战争的爆发打断了一度相当激烈的“年号制争论”。到了70年代,由于昭和天皇裕仁日益年迈,相关议论再起。1976年的民意调查显示,87%的日本民众仍使用年号纪年。考虑到民意和生活便利性,年号制得以和西历并存。1979年,日本出台《年号法》,再度确认了年号的法律地位与制定原则。事实上,战后的日本报纸一直坚持在标注日期时以年号纪念为主,即先写年号,然后在括号里写西历年份。直到80年代后期才全部改为以西历纪年为主。

纵览宋朝历史,文盛武衰可谓其突出的时代特征,如南宋学者吕祖谦评说:“文治可观而武绩未振,名胜相望而干略未优。”(《宋史》卷434《吕祖谦传》)在中国历史上,宋代虽然经济、文教空前昌盛,并且域内的统治秩序也相对稳定,但与此同时,其在与少数民族政权对峙中却出现长期被动挨打局面,北宋、南宋先后都亡于边患。这种呈现显著反差景象的格局,亦如元代史家所评说:“宋恃文教,而略武卫。”(《宋史》卷493《蛮夷—·序》)而若对其成因细加考察的话,不难发现宋朝的治军特点是其中重要的因素之一,值得深究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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众所周知,脱胎于五代兵变建国的宋朝,为了重建国家秩序并维护统治稳定,充分汲取以往多年军阀战乱、皇权沦落的教训,厉行强化中央集权。为此,宋朝在制度设计上刻意推行分权制衡的原则,力求防患于未然,宋人即称“事为之防,曲为之制”(李焘: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卷17)。如对最高中枢机关实行分割,以宰相掌管最高行政机关的中书(后改称三省),由枢密使或知枢密院事负责最高军务的枢密院,“对持文武二柄”(《宋史》卷162《职官二》),互相牵制。与此同时,宰相与枢密使通常各设二名,其下又分别设置多位副职,使参与决策的宰执大臣扩大至十人左右,就此抑制了臣僚专权局面的出现;再如对于较为重要的中央机构,多重叠设置,在地方大区的路级建制分立多个平级机构,互不统属,在州郡一级则特设通判一职,与知州并列等等,以彼此掣肘分权;又如实行官职与差遣分离的制度,将原本大多数官职虚化,仅保留其不同官阶与俸禄的标志,而使用差遣的方式委派官员掌管各级机构的事权,史称:“诸司互以他官领之,虽有正官,非别受诏亦不领本司之务。”(《宋史》卷169《职官九》)“六部名存实亡,诸司纪统不正。”(吕乔年:《丽泽论说集录》卷9《门人所记杂说一》)实行这种名实脱节的规制,显然有利于随意调动人事,使官员难以久留其位,也就难以坐大势力。还值得特别提到的是,宋朝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监察系统的功能,对百官队伍进行监督、约束,即使高官大臣也往往有所忌惮,这些在中国历史上都显得非常突出。如北宋中后期御史刘挚所说:祖宗以来,大臣若触犯公议,一有台谏弹劾,则无人能安其位而不去职(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卷364)。诸如此类分权制衡原则的表现,在宋朝不一而足。

其一,这种特点有利于牢固控制兵权,有效地抑制了地方割据、武夫干政乃至兵变夺权因素的发酵,从而维持了统治秩序的长期稳定。如北宋人已指出:“此所以百三十余年无兵变之故。”(范祖禹:《范太史集》卷26《论曹诵札子》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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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三,遏制了穷兵黩武现象的发生,从而在较大程度上减少了因内战而对民众造成的破坏影响,有利于经济社会、文教科技的持续发展。两宋三百余年间,内战相对较少是不争的事实,这就使宋代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域内稳定环境,有助于各项建设的展开和百姓安居乐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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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二,极大地压制了军功集团与武将势力,巩固了文官士大夫的主体地位和权威,从而确保内政路线的长期不变。在此局面下,相较于以往王朝,宋朝帝王受到士大夫群体的约束较多,大都难以达到肆意暴虐的地步,特别是不敢任意杀戮官员,这就有助于推动政治文明的发展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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宋朝治军特点的产生,是伴随立国以来朝政发展形势所形成的。在两次北伐辽朝失败后,在内外多种因素影响下,宋太宗统治集团放弃了“大一统”帝国的追求,转而以稳定内部秩序为施政主轴,以文治建设成就为主要目标,由此确立了“崇文抑武”的治国理念和价值观(参见陈峰等:《宋代治国理念及其实践研究》,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)。与之相辅相成,宋朝军队的定位与宗旨演化为维持域内统治和对外防御,主要职责是镇压内乱,而非与塞外强敌争锋,边防战略遂定型于保守防御。正因为如此,其治军特点转向严控,而不在于发挥效能。就宋朝治军特点的实际影响而言,显然具有鲜明的“双刃剑”效果:一方面满足了内政发展的需要,另一方面则制约了边防能力的提升,可谓得失兼有。从正面成效来看,主要有以下三点: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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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消极后果而言,管控过严、过细的治军特点,直接影响到宋代军队效能的正常发挥,其表现主要也有以下三点:

其三,这种治军特点落实到边防上,则造成宋军丧失如汉唐军队长驱出塞作战的能力,只能固守消极防御作战,被动应对、挨打。如宋人所指出:“及乎贼众南驰,长驱深入,咸婴城自固,莫敢出战。是汉家郡县,据坚壁,囚天兵,待敌寇之至也。所以犬羊丑类,莞然自得。”(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卷30)这就使两宋难以有效抵御北方游牧政权军队的进攻,从而导致边防长期陷于困境,最终先后亡于边患。

由上可见,宋朝在国家制度设计中,贯彻制衡的原则,以防范尾大不掉局面的产生。其中围绕兵权所推行的制衡原则,又尤为突出,就此形成了管控过度与过细的鲜明治军特点。如宋太宗选拔将领的标准,即重视其是否具有“循谨”的特点:“朕选擢将校,先取其循谨能御下者,武勇次之。”(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卷25)宋真宗又对此进一步细化,其御制武臣“敕七条”规定的内容,要害在于修身、守职及所谓威严三项,强调武将应有循谨、本分和管束部属的能力,却无一条涉及果敢用兵等要求(曹彦约:《经幄管见》卷4)。

其实,吕祖谦所感叹的“武备不振”,主要是指边防困境的问题,而若从更全面的视角来看,宋朝域内统治的长期稳定,也离不开军队发挥的作用,即如南宋人所总结:“汉唐多内难而无外患,本朝无内患而有外忧。”(吕中:《宋大事记讲义》卷1《序论》)归根结底还在于宋朝选择的发展道路不同于以往,因此形成的治军特点可谓得失兼有。不过,宋朝留下的历史经验教训依然深刻,为后世留下了醒目的覆辙。

反观以往历史上,秦、汉、隋、唐等中央王朝因崇尚“大一统”观念,故施政具有文武并重、内外兼治的倾向,军事征伐成为重要的统治手段,军队扮演着对外积极防御,乃至于开疆拓土的重任。于是,为防范兵权失控而要求将领服从皇权,固然依旧是治军的要害,但却并未成为僵化的教条,更不会过度用制衡手段束缚将帅的手脚。也就是说,这些大一统王朝的治军特点是注重实效与军力发挥。当然,历史都有两面性,在宋代以前的历史上,当统治者穷兵黩武之时,连年战争也给民众带来不尽的灾难,汉代乐府诗《战城南》、曹操《蒿里行》及杜甫《兵车行》之类的诗,就揭露了兵燹战乱的无穷危害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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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天一大早,石泰峰不打招呼、轻车简从,直奔中宁县白马乡新田村、跃进村。这两个村曾因行政区划调整,村民就医、办事、子女上学都十分困难,多年上访。去年4月3日,石泰峰专程调研督办,督促有关方面研究,将这两个村从青铜峡市峡口镇划归中宁县白马乡管辖。石泰峰走进新田村社区党支部,查看户籍、医保档案,与村支部书记交流,询问区划调整后群众生产生活、子女上学和社会管理等接续情况。随后,石泰峰走进农户家中,与村民谈心,了解大家的生活现状、存在的困难。“以前到镇上办事,去一趟80多公里,来回花费200多元,现在只有3.5公里,娃上学、我们办事方便得很。”“划过来后,政府修硬化路、装路灯、通自来水,村子整齐美观多了,也没有啥困难了!”……村民们你一言我一语,诉说着规划调整后带来的便利和实惠。“我从报上来的材料中看到你们的问题解决了,但心里还是不托底。解决老百姓的上访问题,干部要下访,今天专门来实地看看,当面听听大家还有啥困难、啥想法。”石泰峰鼓励大家把心里话都说出来,有啥困难尽管提。石泰峰指出,群众反映强烈的许多问题是长期积累下来的,干部不能新官不理旧账,要紧盯不放、一抓到底,不能活动搞起来了轰隆隆、活动结束了放一边。要对群众的诉求认真梳理分析,多从党委、政府和干部自身找原因,搞清楚问题的来龙去脉,既解决好遗留问题,也解决好新产生的问题,决不能击鼓传花、层层空转。要以中央巡视反馈问题整改为契机,倒逼干部作风转变,深入基层、深入群众,想群众之所想、急群众之所急,把群众反映的问题一个一个解决到位,形成常态化解决机制。

2.宋朝治军特点的影响与得失

1.宋朝的过度制衡原则与治军特点

(作者:陈峰,系西北大学历史学院教授、教育部“长江学者”特聘教授,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“宋代治军理念与朝政关系研究”〔18AZS009〕的阶段性成果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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